1950年，在张庆梓、王乃新、赵江等前辈的领导下，南京汽车的前身厂在南京落地扎根，悄然播下了中国轻型汽车工业发展的希望。彼时的中国，汽车工业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百废待兴。
张庆梓被任命为整合后南汽的第一任厂长，在他的带领下，工厂初步搭建起生产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55年，张庆梓调往北京一机部汽车实验室，后经变迁，在汽车研究领域持续深耕，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探讨研究贡献力量 。
南汽的第二任厂长齐抗，于 “七七” 事变当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抗大学习，拥有深厚的革命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湖北恩施地委宣传部长。1954 年，为筹建二汽，齐抗被派到南汽担任实习厂长，从此与南汽结下不解之缘。1956 年，张庆梓调离南汽后，齐抗接过重担，成为引领工厂前行的关键人物。当时NJ50 型汽油发动机的试制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齐抗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技术突破背后潜藏的巨大机遇。他凭借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积极推动工厂朝着汽车制造领域迈进。在他的努力下，南汽与一机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达成合作，共同开启了轻型载货汽车的试制之路，为中国第一轻卡的诞生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初步发展阶段，南汽面临着诸多抉择与机遇。一方面，国家对汽车工业发展有着整体规划，南汽需要在这一大框架下找准自身定位；另一方面，市场对汽车的需求慢慢地显现，尤其是轻型载货汽车，在当时的国内市场几乎一片空白，这为南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难题如重重山峦，横亘在南汽面前。但南汽人凭借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决心，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在困境中不断前行。
1956 - 1957 年，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蓝图上风云变幻，二汽项目与南汽的发展轨迹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变数。1952 年，国家就开始筹划建设二汽，旨在打造一座大规模的现代化轻型汽车制造厂 ，这一计划承载着提升中国汽车工业整体实力的厚望。然而从 1953 年开始的选址工作就波折不断，厂址最初选定武汉，后因苏联专家对工厂集中于武汉可能存在的国防风险提出质疑，1955 年筹备组又将目光投向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一带，并开展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兴建了部分宿舍和暂设工程。
到了 1956 年，形势再度出现重大变化。苏方提出不建综合大厂，转而分建十大专业厂的方案，这一方案在报请审批的过程中，二汽项目却突然传来下马的消息。
1957 年 3 月，二汽项目正式宣告下马，这一决定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汽车工业领域激起层层波澜 。其下马问题大多是国内 “一五” 计划摊子铺得过大，国家财力、物力难以承受，同时国际上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苏联在援建方面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诸多因素叠加，导致二汽项目暂时搁置。
二汽项目的变动，对南汽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1956 年有关部门曾决定南汽转产拖拉机，这一决策是基于当时国家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拖拉机需求的考量，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南汽也积极做出响应，根据相关要求进行了建设拖拉机厂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配合一机部汽拖所进行部分试验和改进，以论证苏式德特 24 型轮式拖拉机对水田作业的适应性 。
二汽项目的下马以及国内形势的变化，让南汽的命运迎来了转机。1957 年，上级撤消了南汽转产拖拉机的成命，这一转变为南汽专注于汽车制造打开了大门。同年南汽真正开始启动轻型载货汽车试制工作，开启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征程。
在试制工作中，南汽与一机部汽拖所联合开发 CN120 型汽车，同时也承担了仿制 NJ130 型汽车的任务。这两个项目都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每一个难题都像是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大山。
CN120 型汽车的设计理念较为先进，参考了日本 1.75 吨王子牌轻型载货汽车，采用平头驾驶室和后轮单胎设计，旨在降低汽车自重，提高运输效率 。在设计过程中，项目总负责人张羡曾带领技术人员攻坚克难，在半年之内攻克了除发动机时规链条以外的所有技术难关，展现出了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由于缺乏实际生产经验和有关技术标准，在试制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问题，如零部件的精度控制、各部件之间的匹配等，都要一直地进行调试和改进 。
而仿制 NJ130 型汽车同样困难重重。当时，南汽主要参考苏联嘎斯 51 型汽车进行仿制，虽然苏方提供了产品图纸和工艺资料，但在实际试制过程中，由于南汽的设备和技术条件有限，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在发动机试制方面，虽然南汽前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发动机仿制经验，成功试制出了 NJ50 型汽油发动机，但仿制嘎斯 51 型汽车的六缸汽油机时，仍然需要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以确保发动机的性能和质量 。
车架和驾驶室的试制更是难上加难。车架纵梁的压制需要大型压力机，而南汽仅有 250吨油压机，无法像一汽那样将6 长的汽车纵梁一次冲压成形。未解决这一难题，冲压车间主任韩玉成带领技术攻关小组反复研究，最终确定用 250 吨小油压机分三段压制车架纵梁的办法。在无经验和模具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到长春一汽、上海造船厂等单位学习取经，自制成功了一付土模具，成功压制出第一根汽车纵梁 。
试制驾驶室时，南汽面临着缺图纸和缺设备的双重困境。在尚未得到全部图纸的情况下，试制人员就必须开始工作，同时，嘎斯 51 型汽车的流线形驾驶室结构较为复杂，工厂缺乏大型冲压设备，无法按照常规方法制造。试制人员充分的发挥智慧，采取拆零拼装的办法，设计出帆布、木板和铁皮三种材质的驾驶室供选用，最初仿制的嘎斯汽车多采用帆布顶驾驶室。而第一辆汽车采用的手工敲打出来的金属驾驶室，更是凝聚了老技工黄友根等师傅的心血，他们用马粪纸按实物分解剪样，用挖出的地坑当模具，一锤一锤地敲出了第一台金属驾驶室 。
在这艰难的试制过程中，老一辈南汽人展现出了顽强的奋斗精神和不屈的意志。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吃住在车间，面对技术难题毫不退缩，积极寻找处理方法。厂长齐抗和总工程师赵江更是以身作则，天天和工人泡在一起，解决装配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关怀一线工人的生活，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干劲。
1958 年 3 月 10 日凌晨 5 时许，南京汽车制配厂的厂房内灯火通明，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艰苦奋战，第一辆 NJ130 型 2.5 吨轻型载货汽车终于缓缓驶出厂房。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随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激动的泪水在他们的眼眶中打转。这辆凝聚着南汽人无数心血与汗水的汽车，承载着他们的梦想与希望，终于在这一刻破茧而出 。
在试制过程中，南汽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技术上，他们缺乏成熟的汽车制造技术和经验，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亟待攻克；设备上，工厂仅有一些简陋的设备，与现代化汽车制造所需的先进设备相差甚远。这些困难倒没有阻挡南汽人前进的步伐。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智慧，用土办法和普通铣床铣出了第一只螺旋伞形齿轮，用 250 吨的压力机采取分段压制的办法成功压制出了汽车的大梁 。
制造驾驶室的那段日子，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没有现成的模具，工人们就先用马粪纸做一个模型，再用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尝试、改进，每一次敲击都倾注着他们对汽车制造的执着与热爱。夜以继日的奋战，让他们疲惫不堪，但他们始终没放弃。老技工黄友根和其他几位师傅，用马粪纸按实物分解剪样，用挖出的地坑当模具，硬是用手工一点点敲出了第一台金属驾驶室 。
当第一辆 NJ130 型轻卡开上街头时，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车身上扎着鲜艳的大红花，一路招摇过市，驶向市委、省委报喜。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围观这辆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新突破的汽车，眼中满是惊叹与自豪。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传到了北京 。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特别高兴，亲自将其命名为 “跃进” 牌。这一命名意义非凡，“跃进” 二字不仅寓意着中国汽车工业在艰难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象征着中国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蓬勃进取精神。它是对南汽人努力的高度认可，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此，“跃进” 牌汽车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汽车人不断前行 。
“跃进” 牌 NJ130 型轻卡的诞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款轻型载货汽车，填补了国内汽车品种的空白，部分缓解了当时汽车供不应求的矛盾。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单纯的汽车修理和零部件制造，迈向了整车制造的新领域 。
“跃进” 牌轻卡的成功试制，也为中国汽车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积累了宝贵的生产经验。它证明了在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广泛协作，同样能制造出高质量的汽车产品。这些经验和精神，为后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撑，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中的宝贵财富 。
在诞生后的几十年里，跃进轻卡开启了一段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发展之旅。1986 年，跃进敏锐地捕捉到国际汽车技术发展的趋势，果断引进日本五十铃部分技术，推出了跃进 131 车型。虽然这款车型当时还存在一些遗憾，但在南汽人的努力下，跃进 131 车型依然迅速成为市场的宠儿，成为那个时代轻卡的领导者。
在第一轻卡的发展历史中，张庆梓、齐抗、王乃辛，何以轩，赵江、阙士元等人物宛如璀璨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们的事迹如同一座座丰碑，铭刻在中国轻卡事业发展的道路上。
张庆梓，这位从胶东军区后勤部走出的汽车事业奉献者，自 1950 年担任南汽前身厂第一任厂长起，便与南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领导下，工厂初步搭建起生产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 1955 年他调往北京一机部汽车实验室，但他对南汽的影响深远。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他的决策和领导为南汽指明了方向，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引领着南汽在汽车工业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在汽车研究领域的持续深耕，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探讨研究贡献了宝贵的力量，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
齐抗，这位有着深厚革命背景的领导者，在南汽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4年，他被派到南汽担任实习厂长，从此开启了与南汽的精彩故事。1956年，当他接过南汽厂长的重任时，面对的是工厂发展趋势的重大抉择。然而，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积极推动南汽与一机部汽车拖拉机研究所合作，共同试制轻型载货汽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协调各方资源，解决了诸多难题。他不仅要应对技术上的挑战，还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护和调动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例如，他为维护工厂的有效运转，在两种不可或缺、互相抵触的重要势力之间进行协调，对从旧体系承接而来的技术人才给予格外的重视，按照技术能力发放高薪，将资本家原来的合伙人和像阙士元这样的军队留用人员奉若上宾。他的这些举措，为南汽的研发技术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让南汽在技术实力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
王乃辛，这位南汽前身厂的开拓元勋，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投身革命，早期在军队里从事汽车修理工作，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钻研精神，成为配件方面的行家。1947 年，在何介轩完成华野特纵修理厂的筹建任务后，王乃辛接过重担，担任厂长一职，这一任就是三年。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带领工厂为军队的汽车维修提供了有力支持，保障了军事运输的顺利进行。修理厂落户南京后，王乃辛又担任了两年副厂长，继续为工厂的发展贡献力量。20 世纪 50 年代，他被调到一机部汽车局工作，在更广阔的领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规划和发展出谋划策。尽管在历史记载中，《南汽厂志》将何介轩列为南汽前身厂第一任厂长，但王乃辛在特纵修理厂三年战争时期发挥的领头作用不可忽视。他在幕后默默坚守，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何介轩，这位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中的一位拓荒者，17 岁时，他便开启了与汽车相关的生涯，学习驾驶，积累了早期的汽车操作经验。19 岁参军后，在军队中不断成长，曾任八路军山东分区汽车运输队长。1947 年，何介轩迎来了对中国汽车工业意义非凡的时刻 —— 成功组建华野特纵修理厂。这一举措为后来的汽车制造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他并未停下开拓的脚步，1949 年随军东进上海，担任华东公路局运务科长，之后又出任上海汽车装修厂厂长（1958 年改名为上海汽车装配厂） 。在任上海汽车装修厂厂长期间，他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创新精神。当时工厂条件简陋，职工不到 300 人，他向锦江车队借来两辆进口轿车，带领员工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于 1958 年 9 月 28 日用榔头敲打出第一辆凤凰牌轿车，这款轿车在 1964 年改名为上海牌轿车。何介轩领导的这个小厂，成为了今天中国最大汽车生产集团 —— 上汽集团的重要源头，因此他也被公认为中国两大国有汽车集团的开山鼻祖。
赵江，作为南汽技术队伍的核心人物，他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的他，是华野特纵修理厂创始人之一。在南汽，他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相关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了技术难题的 “克星”。凡是南汽遇到技术问题，他总能找到对应的人解决。他深知南汽老八级工较多，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他善于发挥这些人的优势，让他们在汽车试制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车架和驾驶室的试制过程中，他带领技术人员攻坚克难，用土办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然而，他的政治前途却因为早年的一段被捕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但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凭借着对汽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为南汽的发展默默奉献，为第一轻卡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
阙士元，这位从陆军交辅学校毕业的技术人才，加入南汽后，凭借着自己的技术专长，成为了南汽发动机厂的总工程师。在南汽和汽拖所联合开发的 1.5 吨级轻型载货汽车项目中，他作为南汽方面负责发动机工程的首席设计师，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带领广大工人仿制操舟机和汽车发动机，为南汽成功仿制出第一台汽车发动机和第一辆轻型载货汽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这些人物为中国轻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汽车人不断追求卓越，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中国汽车报》曾经刊登一篇长篇通讯。当年南汽的设计人员紧张工作两个月，为二汽设计出一款平头的载货汽车。但因为载货量小二汽没有采用，这个车型就是后来广州生产的红卫牌汽车。
南京130是仿制前苏联嗄斯51，经过辛劳的工人国产后质量都超越了前苏联制造，因为刹车系统的缺点，后按装真空增压器得以改善，后又增加柴油动力到最后的131系列，为中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